2007年6月1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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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內戰與革命民主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特約研究員 桂宏誠
2007/06/15載於蘋果日報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曾對外宣示,他最重要的任務為終結「民主內戰」,而有意籌組「第三社會黨」的周奕成也曾為文指出,台灣存在著「兩個社會」間可能更加激化的「民主內戰」。

然而,「民主」是個正面而具有道德正當性的字眼,「內戰」則容易讓人與動亂或毀滅等負面意義產生聯想,兩個詞彙再連綴成「民主內戰」的新詞語,究竟係用來表達什麼概念呢?而民進黨將以「終結民主內戰」作為二○○八年總統大選的訴求,但它所隱喻的真正意涵又是什麼呢?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曾斷言:「民主能為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平」,二十世紀初以來,也有許多實證的研究結果指出,民主國家發生內部衝突或與其他民主國家間戰爭的機率最小。

因此,若謂台灣目前正處於「民主內戰」,這個案例就頗為值得深入探究。事實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若干新興民主國家進行民主轉型的同時,不論在國家內部或國際之間,還因激起了民族主義的對抗而發生了戰爭。著名的政治學家杭廷頓即曾指出,新興民主國家引進了選舉制度的結果之一,便是政治領袖得以贏得選舉的最廉價方式,就是動員不同族群、種族或宗教的支持者,從而也導致了社會愈加分裂與衝突。


必須重新界定民主

杭廷頓在其得獎的《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大著中,對於「民主」正係以選舉的舉辦來界定。但當民主化的結果愈來愈和「衝突」或「內戰」發生關聯後,美國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就不得不重新界定民主,以為其行銷世界的「民主品牌」做些擦脂抹粉的修飾。也因此,如美國《新聞周刊》專欄作家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近年來則更強調:「在沒有憲政自由主義背景的分裂社會中,引進民主政治實際上是助長了民族主義、種族衝突或甚至戰爭」。


國家民族利益至上

然而,憲政自由主義已在台灣的社會扎下了根基嗎?若答案是肯定的,台灣又豈會存在激化「民主內戰」的兩個社會?並且,所謂「民主內戰」中的「民主」又是哪種「民主」?甚至於,籌組「第三社會黨」以在「民主內戰」中擔任「維和部隊」,豈不有打著民主反民主的疑慮?

國民黨過去曾自我定性為「革命民主」政黨,這種民主觀係自清末以來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以及糾結了民族主義與集體主義所形成。孫中山主張建國須經「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即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而他所講的「憲政」,本是指把民主制度用《憲法》給確定下來。因此,孫中山的「建國三序」原即屬「民主轉型」的理論,而「革命民主」既是「訓政」,也是「威權統治」,目的在於以革命手段來創造實施民主的條件與環境。

當前民進黨的民主觀其實和孫中山的差異不大,都屬於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集體主義式民主,而非基於個人權利保護的憲政自由主義。唯有從「革命民主」的脈絡來理解,才能解釋民進黨將「民主」與「內戰」連綴成「民主內戰」的意涵。因此,謝長廷說要「終結民主內戰」,便意味了以「台灣主體性」為集體利益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因而「終結民主內戰」的意涵,將不過是他將採取「促獨」選戰策略的一種包裝而已。

群眾的力量

胡晴舫
2007.06.15載於中國時報 

台灣群眾力量又被祭上神壇。民進黨黨員黃偉哲與政治色彩偏藍的妹妹公開斷絕關係,原因是來自黨內同志與其支持群眾的壓力。傳媒輿論習慣性地將這件事歸類於藍綠分裂的社會氛圍,對政黨綁架了我們社會的所有價值包括親情感到不勝唏噓。然而,我個人倒認為,這件新聞再度印證了當今社會完全錯估了「群眾」的意義。

在今日台灣,極端主義的聲音--而且只有這種聲音--才被聽見。社會逐漸傾向侵略性格,說話越大聲、表情越惡劣、態度越輕蔑的人越能遂其所願。立法院暴力相向,男性沙文語言充斥,你想怎樣的流氓性格被當作本土特色發揚光大,發洩情緒為首要,解決問題不重要,理性討論變得異常困難。

這個世上,極端主義者的言行本來就比較容易被看見。尤其是在一個傳媒發達的社會,新聞鏡頭永遠是追著那些驚世駭俗的人物或現象跑。這是為什麼美國最富有女繼承人芭莉絲希爾頓能夠不做什麼就成為名人、而恐怖分子每殺害一個人質都能得到全球注意的原因。極端分子喜歡發言,因為他們想要展現他們有權力控制這個世界,影響別人的生活。而他們的言論通常簡單、誇張,充滿宗教精神,要求對方相信,而不是對話。

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則忙著在掙扎自己的人生,賺錢、生子、房貸和醫療保險才是他們關注的重心,他們沒有時間每晚打叩應電話、去政黨網站留言,也不會主動去尋求機會公開發言。這些主動或被動選擇沈默的群眾雖然不常危言聳聽,並不代表他們就沒有意見,他們只是在過他們的平常日子,每逢選舉,偶而用選票說一次話而已。

台灣社會的危機就在,我們只選擇傾聽那些患了多語症的偏執嗓音,以為那就是我們社會主流甚至唯一的聲音,並且冠之為「群眾」的名號。如此錯誤判斷的後果就是妨礙了平等精神,犧牲了民主制度。因為,沈默的大多數將會因為聒噪的激情少數而縮減了政治上的選擇。

當一個社會只獎勵態度激進與言語挑釁的極端分子,那麼,這個社會不僅將失去道德的平衡,更會失去對社會前進方向的判斷準頭。

而且,就算社會大多數都認同某一件事,大多數人的專政乃是民主制度最需時時提醒的民粹陷阱。如果這個社會大多數人都漠視外勞或歧視愛滋病患,並不能證明這件事情的道德正當性或法律適當性。因為,群眾的力量固然偉大,但群眾未必永遠是對的。群眾並不是一群面目統一的善良天使,他們各有獨立的主觀情感與私利考量。

當還算理性的個體集結成眾時,他們也能變得衝動興奮,接受各種暗示,變成勒邦口中那「一群既不知道懷疑也不知道猶豫的人」。更多時候,群眾就像歐威爾小說「動物農莊」裡的羊群,只要一隻名叫拿破崙的豬懂得適當操弄,他們就會自動背誦起七大誡律,彷彿那是宇宙間萬劫不滅的黃金真理。

最終,在認同我們的同儕與社群之際,一個人還是必須對自己的行動負責。所謂的群眾,或許在必要時候可以給你力量,但是,他們卻永遠不能替你思考。

2007年6月14日 星期四

剪報:黃智賢挺藍竟成絆腳石 黃偉哲要登報斷絕兄妹關係

中國時報 曾薏蘋
2007.06.14 

民進黨立委黃偉哲無法忍受泛藍名嘴妹妹黃智賢昨天到國民黨中常會演講,在搬出母親勸阻無效後表示,他決定登報斷絕兄妹關係。黃偉哲說:「我每次被攻擊,都不是我問政能力好不好,而是我的血統純不純。」

藍綠對立,兄妹情難再續,因政治因素恩斷義絕,最難過的莫過身為母親的人。黃偉哲說,媽媽看到他宣布要和妹妹斷絕兄妹關係,還打電話問他:「真的要登報嗎?」雖然登報心意已決的黃偉哲,聽到媽媽聲聲關切,還是心一軟說:「再看看!」媽媽的反應如何?黃偉哲說:「媽媽這段時間陪我拉票,一切點滴在心頭。」

黃智賢昨天應邀到國民黨中常會演講,讓競選連任的黃偉哲很無奈。「這次她去國民黨中常會,下次不知道會不會跑到對岸去?」黃偉哲說,知道妹妹要去國民黨中常會演講,他打電話給妹妹,希望能勸妹妹不要出席,後來兩人沒通上話,他只好請媽媽出馬阻止,結果得到的答案是:「不可能,因為已經答應人家了!」

妹去國民黨演講 無奈難忍

黃偉哲說,選舉要到了,「不知道妹妹下次又會出什麼招?」為避免遭政治對手攻擊而衝擊選情,他只好與妹妹切割清楚、斷絕兄妹關係,刊登報紙廣告昭告天下。「本來希望我們兄妹一藍一綠能成為台灣民主的活見證,現在卻成為台灣政黨惡鬥的死對頭。」

黃偉哲指出,妹妹要去國民黨演講後,他辦公室的電話接不完。前晚他就有這個想法,直到早上知道妹妹心意已決,他也只好忍痛做出決定。

「血統」不純正 常被打壓

他無奈說,這個決定,他事先沒有告知妹妹,但想到初選這段期間,媽媽在地方常被人虧說:「你很厲害喔,生一個藍的、一個綠的。」常讓他及媽媽很難堪。

黃偉哲表示,為了政治作出這項決定,的確不理性,也知道法律上,無法就此斷絕兄妹關係,但是還是要公開宣示,自己是受害者,在選舉過程中,一直在失血,有很多選民一直不諒解,只好被迫做出選擇、跟綠營及支持者「交代」,否則在不斷打壓下,他與家人都被打成民進黨的黑五類。

不過對於妹妹,他還是難捨情感:「她承諾過我,不會當立委。」他說,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曾經有意讓黃智賢擔任立委,妹妹也信守承諾。

剪報:受傷的人找得回來?

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林濁水
2007.06.14 載於中國時報

在慘烈無比的總統與立委候選人初選之後,兩大黨都面臨了嚴重的整合危機,雙方的支持者都憂心忡忡強烈地要求當權者「把受傷的人找回來」。
過去,大家認為民進黨的內爭雖更表面化、激烈化,但都不至於發生分裂,而國民黨則否,差別在於,一個把「受傷者」找回來了,一個則否。其實民進黨何嘗把受傷者找回來了,從費希平、朱高正、林正杰,到當過主席的許信良、施明德、林義雄沒有一個被找了回來。

真正的差別不在受傷者找不找回來,而是新黨和宋出走時,帶走了一大批精銳幹部,而許、施、林等則否。至於精銳幹部為什麼會有跟隨出走與固守的不同,關鍵則在於基層群眾的分裂與否。而群眾分合的基礎又在於社會的矛盾與理念。

如從社會經濟的理念上來看,藍綠陣營內都既有保守主義,也有自由主義;既有些許左翼色彩人士,也有右翼色彩強烈人士,因此在西方國家畫分政黨的價值觀念並非台灣區別政黨的基礎;在台灣政黨分野主要是架構在本土.台獨/中國.統一之上的。換句話說,這些分野才是台灣政治社會的主要矛盾。

民進黨是含蓋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台獨統一戰線,由於群眾台獨立場的一致,所以費希平、朱高正、林正杰出走帶不走群眾;施、許和扁之爭當時也僅止於同立場上的路線之爭,無涉立場之別,是「人民內部矛盾」,其爭端不造成群眾的分裂。因此,群眾既然不跟過去,仰賴群眾的精銳幹部自無隻身投靠的理由。

國民黨則不同,在台灣自始有本土/反本土的內在矛盾,其權力安排,在戒嚴時期藉由中央利益由反本土人士壟斷,地方利益則由本土地方派系分潤而達到平衡,但解嚴後本土精英既由國會全面改選進入中央進行權力角逐,非本土精英也掉落凡塵,參與區域選舉,失去舊時的秩序平衡安排的機制,雙方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始短兵相接。九○年代社會,台獨支持度一路攀高,如今已越過五十%,形成對國民黨舊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如今國民黨內部從群眾到幹部也隨之被誘發出堅持統一/去統之爭。國民黨的內爭既以社會主要矛盾做基礎,具備了「敵我矛盾」的色彩,所以一爭則易分。

在這樣的邏輯下,從國民黨中分裂出來的政黨,色彩十分奇異;國民黨的本土派系由於依賴傳統社會網絡而存在,是非常保守的右翼,但是在本土化,台獨化的大趨勢上又有一定的進步性;相反的,國民黨的非本土派在和新黨國家認同上是堅定的保守派,他們中產階級的背景還使他們在國家認同議題上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傾向(這原是蔣介石最心儀的意識形態),但也在社會價值上使他們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後來取代新黨的親民黨一方面承繼了新黨這樣的群眾基礎,另一方面又有大批宋招攬而來的地方派系人馬,色彩的複雜和矛盾性就更高了。

群眾對幹部的制約能力,二○○五年有個鮮明的例子,宋要與扁合,親民黨群眾強烈反扁,結果依賴眷村選票的立委只好跟隨群眾而非宋,最後終於破局。
過去,民進黨的內爭既不涉統獨立場,甚至也不涉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理念,但這次初選虛擬了「台獨/中國流」之爭,創造鮮明的「敵我矛盾」色彩,而實質上則是極端右翼和自由主義的矛盾,本土統一戰線第一次在理念立場首度再出現了裂痕。

如今兩黨詭異的內部矛盾,既有其歷史結構上的基礎,以至於黨內部在理念立場上的矛盾對應了基礎群眾的分裂,其裂痕恐怕不是簡單一句「把失敗者找回來」就可以解決的,真正要找來的是用以鋪展願景的中心價值理念。

2007年6月13日 星期三

剪報:追求正常化國家

陳芳明
2007.06.13載於中國時報 

「國家正常化決議文」正在民進黨內部擬議,據說是為了取代一九九九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在總統大選即將到來的時刻,民進黨政策的調整都有可能影響形勢的演變。在「正常化決議文」與「前途決議文」之間究竟有何差異,還有待觀察。

不過,一個執政黨的政策方針若有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關係到台灣社會的穩定。 「前途決議文」的核心價值,是由以下的文字呈現出來:「台灣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由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個核心價值是一九七○年代民主運動的重要資產,也是民進黨建黨的基本精神。如果新的決議文把這段表述拿掉,則台灣做為一個正常化國家將不再正常。

執政以來,民進黨有沒有尊重這個建黨精神,事實很明白。要追求一個正常的國家,首要工作應是建立健康的歷史觀。主張台灣前途由全體住民共同來決定之際,民進黨是否尊重全體住民之間各種不同的歷史記憶?實踐這樣的政治主張,應該以行動使每位住民都感受到被尊重。今天台灣社會能夠掙脫威權體制的支配,漂亮地建立政黨輪替的制度,絕對不是僅依賴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全體住民展現共同的意願,就不可能在最短期間之內使台灣完成民主政治的重大迴旋。 綠色執政七年期間,本土主張的吶喊不斷升高,但是本土論述的思惟方式卻越來越貧困。

究其原因,在於民進黨把自身建黨的記憶等同民主運動歷史的全部。這種做法,無非是把民進黨以外的住民排除在歷史記憶之外。凡是支持民進黨,才是民主運動者;如果沒有支持民進黨,就不屬民主運動者。這種僵化的觀念,已使本土改革的路線越來越狹隘。 一方面主張全體住民可以共同來決定台灣前途,一方面又把部份住民排除在民主運動的記憶之外,這種思惟方式幾乎是把台灣引導到一個不正常的狀態。

在本土主張的操作下,民進黨的歷史狂野越來越明確,那就是把二二八事件當做戰後歷史的起點,然後連繫到一九七○年代的民主運動,以及一九八○年代的建黨運動。在這條主軸的劃分之下,區隔了誰是本土改革者,誰是反本土改革者。簡單的思惟方式,反而使本土觀點淪於永恆的危機。

追求民主政治,乃至於使每位住民的歷史記憶都受到尊重,在過去威權時代,可能有些人基於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未參加民主運動,也有些為了明哲保身而怯於介入運動。其中也許夾帶著族群文化的因素,或者摻雜了個別的歷史記憶,終而沒有涉入歷史洪流之中。但這並不意味,他們反對政治改革;更不意味,他們選擇站在本土的對立面。

台灣要邁向正常化國家,應該是使每個人的政治意願都能得到充分表達,並且也使各種不同的歷史記憶都能獲得恰當尊重。對每位住民都應具備信心,他們都是構成本土的主要成員。讓本土成為積極的、開放的本土,而不是審判式、排他性的本土。使本土的意義正常化,台灣做為一個國家也才能正常化。

2007年6月11日 星期一

外交出路不是追求數字

第三社會成員 林致真
2007/06/09 載於蘋果日報

哥斯大黎加與我斷交後,台灣再度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盟邦。毫無意外地,媒體關注的焦點落在我國所剩的邦交國數目與未來斷交的可能性,而外交部門也將哥國斷交視為一大挫敗,部長甚至因此遞出辭呈以示負責。

回顧台灣這幾年來的外交工作,似乎將三個領域的工作放在最高順位,一個是邦交國的數目,一個是元首的過境外交,另一就是國際組織的加入,而我們也將絕大部分的外交資源花費在這些工作上面。


外交思維應有所改變

這些工作有成功有失敗,但是外交事件如諾魯的斷交與建交、陳總統過境美國與否、過境待遇如何、台灣第幾次被聯合國拒絕加入等,到底對台灣的外交與國家利益有何影響,似乎也沒有人能夠回答,也因此台灣社會對於外交工作的成功與否反應越來越冷淡。
台灣有迫切的期待能夠在國際舞台擁有「正常國家」的身分,但是這個期待卻讓我們的外交工作出現了盲點,那就是將大部分資源放在與國際上所謂「正常國家」的機關打交道,或參與「正常國家」的機關俱樂部,卻往往輕忽了許多非「國家」機關所組成的國際領域,導致我們或許會花數千萬美金與北京展開叫價戰去爭取一個在國際上毫無影響力的小國,卻僅肯花費些許的精力與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往來。而我們給與「國家」機關的資源往往落入少數人的口袋,而無法幫助到弱勢的民眾。
台灣的國際地位特殊,我們的國際空間並不是由一般傳統外交儀式所拓展出來的,也因此我們的外交思維應不同於一般國家的外交。台灣的國際聲望與國人在外的實際利益才應被視為重點,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儀式性的數字跟形式。


資源轉到非政府團體

因此,與其去爭取或維持小國邦交,不如將更多資源用在無償的國際協助,如農耕技術輸出或是擴大已有的人道醫療救濟計劃;與其花大錢製作形象廣告,不如實質的改變形象,如廢止地雷使用且與非政府組織(NGO)合作地雷廢止運動;與其持續毫無成效的聯合國加入行動,不如將資源投入該負起的國際責任(就算沒有被要求),例如遵守京都協議的規定(放行大煉鋼廠與台塑石化的興建自然不可能讓台灣合格);與其花費大量精力執行元首過境,不如為國人爭取更多實質利益,如免簽證待遇及對旅外國人更完善的援助。
因為我們的特殊情況,台灣不被國際社會以正常國家的身分接受,常常讓我們覺得沒有國格及尊嚴,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盡到國際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將資源從「國家」機關轉移到國際非政府團體,更直接的幫助國際人民,讓台灣成為一個比「正常」國際成員更盡責的「超正常」成員,國際間對台灣的尊重將會自然產生,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也才會更加廣闊。

剪報:明年新國會 四立委就可綁架法案

聯合晚報╱記者王正寧報導
2007/06/10

為因應第七屆立委減半的國會生態,相關內規勢必進行翻修。根據立法院法制局日前提出的方案,常設委員會調整為8、9、10個等三種版本,但立委仍以參加一委員會為限,因此每委員會約為11至15人之間,只要掌握4人就等於掌握一個委員會,明年新國會出現少數人綁架特定法案的情況,恐難避免。

此外,鑑於未來立委對於議事影響力將更強化、督導業務範圍也將擴大,職權行使更為重要,加上選區經營、服務勢必增加,因此法制局也建議公費助理員額由6至10增加為8至12人,實際編列預算由朝野協商決議。而黨團也將增設公費助理8至12人,以利黨團運作。

根據法制局立法院組織法的建議方案,委員會將從目前12個調整為8至10個,以113席而言,分別為14-15、12-13、11-12人。但仍維持現狀,限制立委只能參加一個委員會,而開會、議決還是1/3和出席委員會過半,因此只要掌握4人就等於掌握一個委員會。

各委員會目前置召委3人,但參考國外情況、議程單純化、提升議事效率等考量,建議採召委1人,做為修法方向,但也研擬維持現況、兩席召委等其他兩套方案。

至於成立黨團的門檻,現在是六人以上,或得票率在5%以上,法制局建議新國會下修為4人,占全體立委比率的3.54%。但5%的得票率門檻則刪除,避免有的政黨得票雖然過5%,卻因為區域立委選舉受挫,可能出現席次不到4席,卻可成立黨團的情況,但由於明顯對小黨不利,因此,台聯已經傳出反對聲音。